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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：10月10日我采访报道了，东莞厚街涌口村伟艺鞋厂疑似台湾老板欠薪逃匿，剩下全厂近600工人生计无着落。当地政府部门担心这600疑似瞬间失业的工人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，便统一将他们关在厂内协商垫付工资赔偿事宜，顺便也管工人们的吃饭，但是工人们却不买帐，说人身不自由，还得饿肚子。采访完毕后，我回忆起去年以来采访接触过多如牛毛的欠薪逃匿事件，感慨良多，有感而发。

欠薪逃匿：若要头不大，必先解脱冤大头。

冤大头，首当其冲是鞋厂工人。辛辛苦苦每天加班加点到晚上11点，在流水线上像流水一样无情地贡献青春，一个月收入千把二千，无非就是“为两餐”。霎时间，正在流水线上赶着货的他们，说老板已经卷铺盖欠薪走佬，晴天霹雳无异于“明抢”，丢掉饭碗不止，还循着“押两个月工资”的惯例，倒贴六十天的辛苦钱。

冤大头自然也少不了出租厂房给“跑跑老板”的房东们，靠吃租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本的村集体，如今只剩下怀念改革开放初期幸福时光的劲头。据了解，此厂房乃厚街涌口村集体的物业，伟艺鞋厂老板走佬就欠下了他们30万的厂租。也许，工厂还回押着若干个月的租金在房东手里，但老板一走，也就意味着厂房空置，断粮指日可待。在如今招商普遍困难的景况下，村集体如何将丰硕的分红交给嗷嗷待哺的村民们手中？如果厚街镇政府不健忘的话，应该还能记得今年年初在全镇三级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文件，规定厂房业主有义务监管租赁者，如果老板走佬，业主将享受“连坐”惩罚，取消当年分红。如今，走佬厂房的业主是村集体，那么是否意味着全村今年都没得分红？尽管拭目以待。

冤大头的帽子还能扣两顶，这里涌口村委会就是一例。村委会走掉了一个租厂的老板，不但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，更要命的是，他们必须从村集体的口袋中掏出钱来，垫付被欠薪工人的工资和赔偿。自去年来，我在东莞采访欠薪逃匿的次数多不胜数，最后俱以房东或当地村委垫付工人工资结尾，而震惊全国的樟木头合俊玩具厂的千万垫付金额，更是让当地镇政府雪上加霜，尽管最近消息称大部份垫付金额已给追讨回来，但这只是特殊一例而已。

事实，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老板走佬，房东、当地村委或者政府有义务垫付工人工资，但在金融海啸的特殊背景下，“有走佬，找房东或村委”几已成潜规则。它们之所以被“潜规则”，理由很简单：为了避免引发群体性事情，维护社会稳定，房东或村委掏腰包为走佬的无良老板埋单可谓“天公地道”。但窃以为，个人房东或村集体的厂租属经营收入，只要合法，便是合理所得，一味靠从他们腰包里掏钱垫付工人工资，不但治标不治本，而且沉重打击了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，更难堪的是此举无疑在助长无良老板走佬之歪风。

但话说回来，被欠薪工人毕竟弱势，人终究是要吃饭生活的，所以总得有人出来解决这笔垫付的资金问题。政府也不是没有动作，今年年中，省劳动保障厅出台,《广东省企业欠薪保障规定(初稿)》，要求按照“社会共济、应急帮助和有限垫付”的原则，通过每年向企业收取一定金额的保障金，以及财政给予一定补贴等方式建立欠薪保障金，在发生企业欠薪逃匿并符合一定条件时，用欠薪保障金垫付劳动者部分工资。

这应该是个很不错的办法。但是，多次的欠薪逃匿采访中，政府工作人员都会向我吐苦水：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”。以伟艺鞋厂为例，16年前在涌口设厂，而收取保障金目前针对的是新设企业，没伟艺鞋厂的份；另外，面对金融海啸的冲击，让伟艺鞋厂拿出巨额保障金，等同杀鸡取卵，加速资金运转困难企业死亡。有基层干部向我发泄：还不如让政府扛大旗，毕竟政府在对付欠薪逃匿问题上估计不足、监管不力、查处不严，甚至一些走佬的老板这边欠着工人的血汗钱，那边就又成了政府招商的座上宾。

万恶的走佬老板们，他们是这一连串痛苦的根源。但是，我们仿佛没有准备好刑具对付他们。

在走佬风行的去年，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曾建言设欠薪逃匿罪，以整治这帮无良走佬老板，但如今又没了下文。公安系统里的知情人事向我多次抱怨说：“再狡猾的杀人犯我们都抓得了，还怕刮不出这帮走佬的孙子们？”那为什么欠薪成为常态，而欠薪老板被抓却成为新闻呢？原来，执法部门压根就“兵出无名”，举厚街为例，去年公开的仅抓到两名欠薪逃匿的无良老板，而且立案的依据全是经侦部门插手的“合同诈骗罪”。所以，就算你面前站着欠薪逃匿的老板，你也只能痛苦地在“合同诈骗”问题上搜肠刮肚地为伸手抓他而呕心沥血至死。如此本末倒置：走佬的犯罪成本太低，而将他们绳之于法的成本又太高。

解决欠薪逃匿，不但要巧妙地加大监管力度，也要公平完善垫付机制，更要填补打击欠薪逃匿在法治上的空白漏洞，这样才能游刃有余，让工人劳动血汗不致白流，也让房东业主经营得高枕可眠。否则，只是一场除了走佬老板以外，各方都痛苦的YY盛宴罢了。